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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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世伟人毛泽东的公文写作艺术(之六)

来源: 时间:2019-10-08 16:43:38 次数:

公文是“据实而书”,还是“华浮之作”,在几千年的公文历史中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隋朝杨坚执政,对公文中存在的“意浅而繁”、“文匿而彩”的流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更值得提及的是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以军师洪仁秆的名义发布的谊谕,要满朝文武官员做到“公文必须纪实,浮文在所必删,巧言当禁,虚文不足尚,而真理自在人心”。
第一,据实而书,以准确为本,把文件写得实实在在
公文是“据实而书”,还是“华浮之作”,在几千年的公文历史中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隋朝杨坚执政,对公文中存在的“意浅而繁”、“文匿而彩”的流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更值得提及的是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以军师洪仁秆的名义发布的谊谕,要满朝文武官员做到“公文必须纪实,浮文在所必删,巧言当禁,虚文不足尚,而真理自在人心”。
由于历史的原因,真正解决公文华实之争的责任落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毛泽东同志的著名演说《反对党八股》和他为党中央所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以及建国后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并经他修定而制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都在总结公文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告诫人们写公文要“据实而书、秉笔直书、传递真实情况,并从实际出发拟定正确的策令。
另外从他的写作实践来看,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两种倾向,于1926年3月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责难而于1927年3月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共中央的题为《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1930年1月5日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信等,都是“据实而书”、坚持真理、如实反映情况的范例。这种求真务实的作风,也恰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说现在。
当前,一些地方置中央的政策要求于不顾,违背共产党员的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胡编乱造。从2005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一些代表所揭露的情况看,“数字谎言”令人怵目惊心。
另据国家统计局于2005年3月11日通过新华社公布的数据,自2001年至2003年,全国立案查处统计违法案件5.92万件,其中虚报、瞒报、篡改统计资料的案件超过半数。然而,问题还远不止于此,这种数字“注水”的现象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且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种情况,显然与公文要“据实而书”,以准确为本的原则要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第二,贴近人民,使用大众语,把文件写得明明白白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同志既是代表又是秘书,会议的记录和起草的文件多由他自己动手,从这次代表大会我党正式发布的第一个决议、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宣言起,从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第一篇文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反旧公文用语脱离社会、远离大众、晦涩难懂的现象,使公文用语与人民用语接近,做到群众一听就懂、一看就明。
翻阅《毛泽东选集》中那上百篇的文件,其语言通俗明了,文字浅显易懂已经到了明明白白的地步。我们回顾过去,从古老的王朝,到国民党旧政权统治时期,其公文用语无不远离社会、脱离人民,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当时公文作为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多在官员中传递,不需要人民知道。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民主政治的口号之后,公文用语虽开始与人民用语接近,但是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决定了这种接近表现为若即若离。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就决定为人民办事的公文应当努力坚持人民的语言,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又是我们的楷模。
第三,言简意赅,文约事丰,把公文写得短小精悍
在我国历史上,不少的志士仁人都曾主张治理国家的公文应当写得短些,反对繁文缛节,去掉空话、大话,不作表面文章。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公文要短小精悍、文约事丰、言简意赅,反对套话、空话、大话。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建国以后,由他提议制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凡文电必须注意文字的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阅读。现在有很多文电,既嫌冗长,又嫌杂乱。
其原因,是未经压缩,说了许多无须说的空话。”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更为严格地提出:“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毛泽东同志总结公文历史经验在向全党发出写短公文要求的同时,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为我们写出了许许多多短小精悍的文件。例如作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与闭幕词,两份文件加起来只有3000多字;有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作战指挥的电文,最长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也不过800字;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一份是指示,一份是通知,加起来只有700多字;而《关于健全党委制》这份决定,只有548个字。看看我们有些洋洋万言且又缺乏实际内容被人们讥讽为“长蛇阵”、“空城计”式的文件,完全有必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公文学术思想,特别是有关公文民族化的要求,切实吸取历史上的精华,把文件写得短小精悍,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快节奏的需要。
第四,讲究科学,遵守规律,把公文写得尽善尽美
自古以来,公文就是实施公务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办理事情、解决问题而写的,“实用”是公文的核心。公务活动有一条基本功规律,那就是观察、分析与解决问题。公文既然是完成公务的重要工具,它就必须与这条基本规律的运动过程相一致。
历史上遗留给我们的《谏逐客书》、《入关告谕》、《论贵粟疏》、《禁妇人与政诏》、《戊午上高宗封事》等名篇,都与当时朝廷的内外重大决策及政务活动息息相关,不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而且拿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历史公文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中肯地告诫人们:写公文必须首先提出向题,然后分析问题,最后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所写出的文件符合公务活动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公文写作中的科学精神。
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讲到:“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他还指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情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为了把公文写好,毛泽东同志还要求我们要遵守文法、讲求科学。
这方面的理论表述,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一文中。文中不仅对省略、文法、行文程式等问题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而且还引用了古人陆机的名言“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进而提出“篇前撮要”、“段头明旨”的技法。
这一写作要领的提出,有利于使我们所写出的公文做到眉清目秀,提高公文的可读性。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倡导下,目前我国党政公文基本上都采用了这一表达技法,形成了当代我国公文的鲜明特色。
第五,注重修辞,好中求巧,把公文写得生动活泼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在文章写作中,不仅十分讲究修辞,而且还总结出极其丰富的修辞理论与技法。
毛泽东同志在继承古人写作文章宝贵修辞经验的基础上,把这一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到当代公文中来。
汉语中提到的比喻、借代、衬托、对照、设问、换字、析词、排比、层递、引用、对比、回环、反复、顶真、省略、讽喻、对偶、委婉、进解以及夸张等修辞手段,在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文件中比比皆是。这方面的例证已如前述,此不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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